在现代社会，体育已不再是单纯的竞技活动，它融合了社会与商业的双重属性。起源于工业革命，成长于媒体革命，现代体育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从足球巨星梅西、C罗到篮球明星库里、杜兰特，他们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体育本身，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在追求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体育也受到了全球化与商业化浪潮的冲击。
尽管当前逆全球化思潮盛行，但体育依然保持着全球化的态势，逆向全球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众多体育项目在全球舞台上茁壮成长，吸引着全球目光。
然而，有些观点试图一蹴而就地解决所有问题，如“只有举国体制才能提升三大球成绩，因此应回归体工队和体校阶段”，或者“村超是中国民族的世界杯，未来世界杯将变为网民变身的体育爱好者世界杯”等。这些观点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真正将体育视为一个行业或产业。
从全球视角看，体育运动根据参与人数和难度可分为群众体育、业余体育和职业体育三个层次。我们通常将职业体育称为“竞技体育”。然而，专业人士认为，职业体育实际上分为专业体育和职业体育两个细分领域，二者在资源来源上有本质区别：由政府提供资源的是专业体育，由市场提供资源的是职业体育。
职业体育是现代体育的巅峰，全球范围内，足球、篮球、网球、高尔夫以及搏击和赛车等运动被认为是真正的全球化职业体育。棒球、橄榄球和冰球则主要限于北美地区。此外，电竞作为不被传统体育行业认可的领域，其实已经具备了职业体育的运作规律。全球共有十个职业体育项目，其中许多核心赛事体系已建立，被称为真正的IP。
本文探讨的是中国体育中较少提及但在全球体育中极为常见的“职业体育”。探讨这个方向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职业体育具有巨大的商业IP价值，能够以市场化原则保证市场参与者的持续经营，不受非市场因素干扰；其次，职业体育对整个大体育行业具有巨大的带动作用，如乔丹、梅西等球星均诞生于职业体育的工业化过程中，并凭借全球影响力及对垂直项目体育爱好者的追随，推动了整个项目与行业的发展。
那么，如何定义职业体育呢？一个简单的定义是：以体育表现获取商业收入的体育项目。因此，参与职业体育的主体都是逐利的，这是正常且合理的。包括联盟、俱乐部和运动员等参与主体，以及为职业体育服务的转播商、赞助商、场馆运营商、装备设备供应商、营销中介公司等服务主体。
还有一个通俗的定义：参与观赏人数比例。即参与该项运动的人数与不参与只观赏的人数的比例。这个比例没有固定数值，一般认定超过1:2就是可职业化的运动。以足球为例，全球参与人数约为3亿，观看人数至少30亿，比例为1:10；篮球参与人数略高于足球，观看人数约15亿，比例为1:5。
一般来说，被定义为职业体育的项目都是观赏性极强的项目，依靠吸引大量球迷观看比赛及购买相关产品和服务来获取商业收益，具备一定的盈利性，才能吸引投资机构进行投资。
职业体育有三个主要主体：联盟、俱乐部和选手。个人项目如网球和高尔夫中，球员工会起到一定的俱乐部作用，但更多的是联盟与选手之间的关系。在集体项目中，美式项目的联盟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品牌力，而欧洲的俱乐部相对独立且更为出名。选手在职业体育中具有很高的吸金能力，是核心资产，但期限有限，而联盟和俱乐部则具有长期价值，这些都被称为体育顶级IP，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
既然职业体育以商业为目的，那么商业收入是其判断是否为职业体育的根本。商业收入主要包括赞助、转播和观赛收入。因此，无法创造三项收入的体育运动项目不属于职业体育。在此框架下，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职业体育面临的问题。
职业体育的竞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以足球为例，尽管中国足球在几十年间经历了诸多变化，但整体竞争力却在下降。这与职业化国际足球的进步有关，导致中国在国际竞争力方面落后，从而形成了越来越差的印象。此外，疫情原因导致中国球队参与全球高水平比赛的机会锐减，短期内差距更为明显。
目前，中国男足在欧洲五大顶级联赛效力人数为零，而日本和韩国在欧洲联赛中效力的人数分别超过200人和100人，欧冠和欧联级别俱乐部效力的人数也非常多。本次亚洲杯决赛大名单中，韩国海外球员数量为14人，日本为22人。
再看女足。随着欧洲女子足球的职业化，中国目前效力顶级欧洲职业女足俱乐部的球员屈指可数，而日本和韩国多名球员已在欧洲顶级联赛站稳脚跟，中国女足与日韩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与欧洲顶级球星更是无法相提并论。
在篮球方面，无论是在NBA还是欧洲联赛，中国都没有出现过姚明、王治郅、易建联等海外球员，曾经国内最佳中锋周琦也迷失在国内俱乐部的转会中。
中国职业体育缺乏走出去的能力、勇气和坚持不懈，而国内职业体育市场的不充分反而助长了这一趋势，如畸形的国内球员薪资，以及保护国内球员上场名额等。
将视角转向高尔夫和网球这两个以个人为主的职业体育项目，会发现截然不同的景象。球员通常由家庭或市场提供训练和比赛的费用和机会，拥有商业价值的开发权益。在国家需要时，可以代表国家最高水平参赛。这种模式在训练培养、管理和竞赛等方面，与国外职业体育基本接轨，通常由市场化的团队提供全方位服务。
尤其在疫情期间，训练和比赛基本在国外进行，因此中国选手的水平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在高尔夫美巡、欧巡、亚巡以及各大网球公开赛中，中国选手屡获佳绩。殷若宁还在9月份短暂地荣登全球女子高尔夫一姐的位置。未来这两个项目的后续人才层出不穷，形成了良好的职业体育梯级发展道路。
尽管在近十年里，我国举办了众多世界级大赛，但这些综合性大赛与真正的职业体育发展并不能等同。从职业体育的实际状况看，中国与世界的发展仍有差距。由于逆全球化和三年疫情导致的交流不便，中国职业体育出现了更大幅度的退步。在这个时候，如何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让中国体育充分地回到全球竞争格局中，是每个体育行业管理者需要关注的。
中国职业体育面临的问题：
中国体育的发展，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缩影。随着改革开放，1984年中国开始参加奥运会，逐步融入世界。四十多年后，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在奥运会取得的成绩不同，在职业体育方面，中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那么，如何看待中国职业体育的未来发展？如何找到适合中国特色的体育发展之路呢？
先看看我们的策略：多年来，我们围绕“奥运战略”开展工作，奥运项目投入多，非奥项目投入少。这一方针一直延续到全运会、省运会、市运会体系，自上而下地让体育系统的资源被计划分配。社会资源的投入没有机会融入整个体系，只能自下而上地慢慢渗入体系内。
每次谈到中国体育改革，总会被全社会共同面临的复杂和系统问题所困扰。这里有教育制度改革、社会公益事业体制改革、新闻舆论监督改革等问题。抽丝剥茧后，我们仍需抓住问题的关键点：到底什么东西能真正启动中国职业体育发展的引擎？
我们先回顾一下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理论：在中国经济起飞初期，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其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科斯定理”。后来，中国经济学界将其奉为圭臬，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改革开放的决策进程。
“科斯定理”的一般解释是：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很小，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
“科斯定理”中有两个关键词——“产权明确”和“交易成本”。回顾中国国内经济改革的过程，每一个历史转折点都伴随着更明晰的产权制度改革和降低交易成本两个原则。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中，我们讨论了职业体育的定义。在“商业利益”的大逻辑下，研究“产权明确”和“交易成本”这两个概念如何帮助中国职业体育找到真正市场化的钥匙，按照市场经济理论看待中国职业体育的发展，是本文的核心脉络。
在中国，没有永久产权一说。无论是土地房产的50-70年产权，还是某些公共设施的特许经营权，都有年限。市场也接受这一点。但对于短期经营权或无产权归属的项目，因为没有长期契约作为保证，其市场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进行资源配置，都做不到最优。这一点在中国职业体育的分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足球从“红山口会议”开始，对实体化和职业化的激烈讨论，到中超“金元足球”给中国足球留下了一地鸡毛，投入的资金并不少，但为什么越开越败呢？三大球的顶级联赛虽然成立了中超公司、CBA公司，但管办分离并不是真正的产权或特许经营权的独立。最长的CBA授权期为十年，到今年就剩下三年了，未来是什么样子还未可知。而且，从股东结构到组织运营，都还没有摆脱原有计划分配的影子。
大家都能看到，中超联赛和CBA联赛中出现了很多乱象和怪事。其实，究其根本，是没有基于产权制度，建立起一个合理的市场化管理机构，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而在以个人单项为主的高尔夫、网球中，运动员产权属于个人，赛事在商业方面完全独立运作，因此中国运动员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在商业方面也有很大的运作空间。
在讨论完产权后，我们再来聊聊“交易成本”这一项。
职业体育的高度商业化会产生大量的专业分工，分工最终催生了联盟这一特殊组织。联盟将独立的体育俱乐部与外部合作方以及内部的交易成本降低，这是职业体育与其它企业组织的一大不同。
职业体育的联盟应该起到帮助俱乐部提高收入的作用，同时在联盟层面有着严格的财政公平制度，控制参与者无节制地投入，保证整体的健康发展。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金元足球阶段，每个俱乐部各自为政，联盟能控制的只有竞赛制度上的奖罚，而不是企业方式的运作模式。在后金元时代，更加入不敷出，联盟的号召力完全靠行政指令支撑，更加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形成了恶性循环。
再来看一点，因为产权制度的有力支持，职业体育发达的联盟都支持俱乐部转让，对于球员转会也有着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对球员权益有着完善的保障机制。这是职业体育运转的一个核心机制。而反观中国职业体育，中超俱乐部转让不可以离开所在城市，CBA球员转会的矛盾频出，中超中甲球员欠薪严重，这个基础上市场的效率完全丧失了，交易成本极高，自然没有资金愿意投入到这个行业中。
总结一下笔者的观点：
如果将职业体育的IP或长期运营权授权给一家独立的市场化运营的联盟公司，整个联盟以市场化方式经营管理，在资本市场上应该会是投资领域不可多得的稀缺资产。而基于产权改革的俱乐部、运动员和服务机构都具备活力和商业价值。
未来
中国体育遇到的问题是系统性问题，要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我们不是要抛弃“奥运战略”，而是将其更加细化：
1. 针对职业体育的奥运项目，很多项目是“一些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项目，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还有不小差距”。这些项目应按照职业体育的商业逻辑，尽可能推动产权改革和以降低交易成本为准则，将完整的职业体育体系搭建起来；
2. 对于非职业体育的奥运项目或参与人数较少的非奥项目，如跳水、举重或冬季两项等，仍保持专业体育的投入和举国体制的优势；
3. 对于非奥项目中具有广泛群众基础或新兴项目，尽可能将管理权下放到市场，让市场激发活力。同时，让社会机构能参与其中，让市场化和社会公益化同时发挥作用。管理机构少干预多鼓励，少监督多帮助，着眼于建立更为宽泛的行业标准。
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类别的划分？因为体育行业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体育场馆、全民健身、体育基础培训和业余体育赛事等都具备很强的社会性和公益性。如果要完全市场化，会带来极大的成本投入和较低的回报。中小型社区化的体育场馆就像图书馆和博物馆，不能纯商业化运作。所以这部分本就是政府和全社会需要共同承担的。
本文描述的职业体育的产权改革指的是一个系统性的改革。产权（特许经营权）的明确只是起始步骤，但也是最重要的步骤。在做好产权改革后，市场化的运作也需要一步步摸索出一条可行的、符合中国特色的道路。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以推动职业体育项目产权改革为基础的中国体育深化改革，才能真正让中国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才能让体育产业成为朝阳产业、绿色产业，并逐步发展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才能更好地展示国家形象，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认同感、亲和力，不断增强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