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大的社会背景和现实面前,职业联赛的恢复显得异常棘手。尽管中国足球协会筹备组和足协一直在竭尽全力,而且北京等地也受到疫情影响,筹备组和足协的工作人员多数处于封闭状态,无法正常办公,但他们依然通过线上方式与各俱乐部、赛区保持紧密联系,处理相关事务。然而,并非所有事务都由筹备组或足协说了算。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还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管辖区域和权限问题。过去,外界在讨论中国足球上升不上去的原因时,常用“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来形容,认为中国足球的管理体制存在问题。《中国足球改革与发展总体方案》的出台,明确提出“按照政社分开、权责清晰、依法自治的原则调整组建中国足球协会,改变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架构”,明确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脱钩,并且,足球协会不设行政级别。这似乎是明确中国足球协会作为社团法人的定位和功能。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足球协会作为一个社团法人,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中又遇到了全新的课题。以疫情后中超联赛不得不采用的集中赛会制为例。在确定赛区时,筹备组或足协在与当地协商时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为筹备组或足协仅仅只是一个社团组织,而当地则由政府部门牵头,只有在行政体育主管部门牵头的情况下,当地政府部门才可能更加重视,或者说是对等的,这是我国整个社会行政管理体制所决定的。当时疫情下,像足球比赛这样的集体活动采用的是“谁主办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作为足协或筹备组,当然可以说“我承办我负责”,但问题是,足协没有“属地管理权”,也就是说具体的承办赛区、赛地不归足协,这其中存在着一个“管理空档”的问题。
因此,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筹备组以及足协为什么会联系那么多城市,希望他们能够承办中超、中甲或中乙联赛,但最终同意承办的城市并不多。在当前防疫抗疫的大形势下,许多城市不承办当然很正常也很容易理解,因为足球在整个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中并非首要重任。
这就是中国足球生存的现实。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简单地将问题归咎于中国足球或足协办事不力、效率低下、领导无能,将所有问题都归罪于足协恐怕有失偏颇。毕竟足协根本就没有可能行使政府或行政功能,仅仅只是一个“社团组织”。因此,中国足球想要真正有所突破和改变,如何在改革中解决这个根本性问题已刻不容缓。
在赛区难以确定的情况下,中超联赛的恢复也面临挑战。尽管筹备组或足协希望2022年的职业联赛能够完整进行,并尽可能保证主客场制,但疫情的反复使得这一设想不得不重新变为集中赛会制。在被迫改为集中赛会制的情况下,筹备组与足协不得不重新寻找赛区,即希望可以像去年中甲联赛那样,将参加今年中超联赛的18支球队按照去年的成绩、以蛇形摆放的方式,分成三个小组,然后尽可能安排18队完整地进行34轮比赛。这样的话,至少需要三个赛区。
因此,筹备组与足协联合组成的考察小组先后考察了梅州、武汉、杭州、成都、昆明等多个城市,但不少城市相继退出,到现在传说中的确定梅州、大连两个赛区以及待定的山东日照赛区等,这其中又涉及到本文前面所说到的属地管理问题。赛区的确定并非仅仅是城市地点区域的市一级政府部门批准同意就可以了,而是需要向更高一级政府部门进行报批、履行一系列的手续。在更高一级政府获准后,相关的公安、防疫等许多部门才会全力以赴予以配合。这样,愿意承办的城市才可以正式反馈给筹备组或足协,明确究竟是否承办。
这其中的流程、程序相当繁琐,就像先前曾传言武汉将承办今年中超联赛的开幕式,但武汉最终连赛区都不是,就是因为期间的流程没有走完、消息便先传播了,最终令人尴尬。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承办中超联赛的赛区之所以迟迟未能确定,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不管筹备组还是足协,原意还是希望可以更高标准来主办赛事。毕竟尽管是赛会制,但中超是中国足球最高水平的赛事,期间还涉及到一个向境外转播的问题。高标准对整个中超联赛的形象、赛区的城市形象乃至整个国家的形象都大有裨益。
与女超、女甲、女乙联赛相比,现在都已经顺利打开或即将打开,要求并不算很高,因为不涉及到对外传播的问题,所以比赛就在基地内进行了。但现在,中超联赛迟迟未能确定赛区,从组织者的角度来说,还是希望可以将比赛尽可能全部安排在球场内,并且这也便于转播设备的架设等,希望可以让观众、球迷看到联赛更好、更积极的一面。
在低谷中的中国足球人面对现实并未选择放弃,但不得不说,各种客观因素、场外因素常常令人防不胜防,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并且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就像筹备组与足协一直期望今年中超联赛在12强赛结束、国家队回国结束隔离之后马上全面展开,期望可以全面恢复主客场制,可以打满34轮。并且各方都在共同努力,包括出战亚冠联赛的俱乐部派遣青年军出战,也是希望可以不影响国内联赛。
但疫情反弹,防疫压力剧增,令各种计划不得不再次改动。所以,原定的中超重启时间已经无限期推迟,这完全不是筹备组与足协所能左右的。包括像上海两支球队在7日、8日先后离开上海、奔赴大连,也是经过许多的交流和协调后才得以成行的。不经历其中,很难体会到其中的付出。
再比如像如何应对杭州亚运会的问题,足协为让U23国足可以更好地进行备战,从去年就开始筹划,让队伍在今年3月可以顺利跟随国足一同西行,终于让队伍在时隔近三年后第一次打上了国际热身赛。随后,如何更好地备战亚运会,足协与队伍之间也一直在开会研究,包括与筹备组协调人员的抽调、联赛的应对等等。但现在,随着杭州亚运会的正式延期,让先前的各种准备工作看上去是做了无用功,而外界也不会介意这期间各方付出了多少,但U23队伍的备战并不会因为亚运会的延期而无需继续了。
坦率地说,类似这些客观因素、场外因素确实防不胜防。但无论如何,中国足球仍然还要生存下去,中国足球人也不会就此让足球从我国社会中消失。疫情让我国社会许多东西都发生了改变,但就像我国不会因为疫情而中止前进与发展的步伐那样,中国足球也仍然会坚强地活下去,今年的中超联赛也肯定将会重新走进球迷与人们的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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